大 象

民俗的商品化现象严重么？很严重。这种商品化是政治与经济勾结的产物，它让民俗的意涵在最近这三十年来发生了扭曲，其原生语境破损严重。传统的民俗由此成为了经过政府形塑之后的二手货（second hand），成为了一种政府诉求发展经济、追寻现代化的思路，成为了官商勾结的牟利工具。民俗成为了什么？它俨然被塑造为复兴传统符号的代言人，承载了寻求族群认同的平台。实质上，在被添加进了众多莫名其妙的功能和符号之后，传统的民俗死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民俗，是一种被扭曲了的“伪俗”。这种民俗，弘扬与否？确实是个问题。

官方如果介入了仪式，那么仪式是否就失去了它本应有的作用，而成为了一场政治秀了呢？

象征人类学认为，仪式源起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人在祭祀过程中的模棱两可、反结构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仪式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等级差别、地位差别，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们在仪式过程中脱去了阶级的外衣，共同经历着阈限期，为的是祭拜共有的祖先/神灵。那么，如果政府成为了仪式的操办对象，对仪式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呢？比如，政府可能更改仪式的内容让其更加适宜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同时，政府的介入令仪式的纯粹性让人质疑。仪式中的巫师在此时身兼两种不同身份，一种是作为灵媒人负责与神灵进行沟通，另一种是作为吸引眼球的表演者进行表演（performance）。仪式的纯洁性受到更改之后，它是否就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吸引眼球的经济，传统文化成为了政治与经济相互勾结之下的牺牲品？从这个方面上说，是。

但从另一个方面上说，人们的集体情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仪式的参加者在一年一度的仪式活动中，是虔诚的，在参加者之间，阶级性确实没有显露，人与人在此刻平等地对待着保护着他们的祖先/神灵，祈求幸福平安，显示出了一种集体情感的不可摧毁性。

我觉得在仪式整个过程中，领导、仪式参加者和神灵三者的互动中，位置最搞笑的是坐在主席台们的领导。参加仪式的那些领导们，他们显然没有进入到仪式上所谓的“反结构”中。与此相反，通过对座位牌的安放和排列，等级制度的强加性更为显见，级别差异在仪式中得到了强化。可以说，官方操办这种仪式必然会令等级性更加强化。那么，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官僚们，他们在仪式的这个空间中，是什么呢？他们俨然成为祭祀对象般地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底下一群虔诚的信众对于祖先/神仙的祭拜。一方面是官僚主义无视反结构；另一方面官僚们对于仪式的意义基本没有搞清。那么，试问，你，官僚主义者，进入到这个空间里来，做什么？或许他们以为他们是主角，但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种排泄物。

对电视所创造的地理，有些看法并不友善。首先，是关于信息流的观点。……一个愤世嫉俗者会赞同布鲁斯·斯普林廷（Bruce Springsteen）挖苦人的诗句：“57个频道，可那么什么也没有”。我们不仅仅要质问电视是否真的提高了生活的质量，我们还应思考电视对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们要说的是人们遭到了图像的狂轰滥炸，而不是人们的知识领域扩展到了一种全球化的意识。这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之一便是人们对世界变得不敏感，认识世界的能力降低！像琼·宝德里拉德（Jean Baudrillard）[鲍德里亚]这样的哲学家认为，所有这些改变了我们与电视以外的世界的关系。我们停止了把电视画面与真实世界作比较，而是在电视画面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只是以事物的表征来判断失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与真实事件的联系也从此失去，我们就会居住在一个模拟的世界里。……第二个观点认为，电视特别是电视文学和电视广告，喜欢描述理想化的生活，它满足人们渴望得到的那些东西，漂亮的人，美好的人生，值得拥有的东西。批评者们认为它让人们形成不必要的欲望，然后为此提供物质和“可购买的”幸福的替代品，这些总是与他们的诺言有差距，所以他们让我们总是处于不满足的状态。人们也许已很富有，但他们并不很满足，这一切的后果即使把集体生活中的人裂成孤立的、个体的消费者，即从社区到家庭。由于一个家庭拥有多台电视机，每个成员都沉浸在电视画面里而不是“真实的生活”里。

——迈克·布朗《文化地理学》p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