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创新
杜维明|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7月版
P2：1966年回到台湾在母校东海大学开设“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的课程，就是想通过“认同”来了解中国的现代转化。现在我们所谓的“认同”，包括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等，这个课题就接触到文化传统的问题，进一步说，即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
P5：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21世纪都会大行其道，那为什么中国的儒家、道家就会销声匿迹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问题。
P6：我是完全赞成启蒙的，但我认为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那一套论域，面对现代人类所碰到的处境，它的资源不够。不是说它的资源不好，而是不够。即使它的资源全部充分发挥，仍然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它有几个缺失。第一个大的缺失是启蒙所代表的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办法处理生态问题。另外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工具理性，由于其强势的工具理性，人类社群的和平共处就很难；同时它也代表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所以它对整个轴心文明所体现的人的精神性是淡漠的，因为它本来是从反宗教中发展出来的。
P6：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跟西方现代文明紧密结合的精神文明。他们忘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等都是强烈的反基督教的，特别反对教士、反对教会。按照韦伯的理论，只有基督新教伦理才能促使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我们不做基督徒就发展不起来。儒家的论说正好说明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发展起来，日本就不是基督教国家，但它可以现代化。基督教是否一定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缺失的伦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韦伯的历史分析基本上站得住，但不能和结构分析混为一谈。
P7：这么说来，你要四个侧面同时考虑，你不能够把复杂的四个侧面的体的问题变成两个侧面的面的问题，乃至变成线的问题，变成点的问题。四个侧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群，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天，即宗教、终极关怀。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还有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安顿。
P7-8：在儒家看来，个人安顿的问题就是修身的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后就是个人和家庭、人类社群如何联系的问题；另外还有，任何自然能不能够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能不能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人文视域比较宽广。但其宽广的人文视域确实是被比较狭窄但又有很大冲击力的、以西方现代启蒙所代表的凡俗的人文精神给消解掉了，消解得非常彻底，认为儒家代表小农经济，代表血缘社会，代表专制政体，没有主体性的出现，更工业社会没有关系，跟民主政治相违背。
P8-9：各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的崩溃，实际上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创造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生机。它的等级制度是站不住的，但是儒家经过现代转化，经过自我批判、自我澄清，是能够发展起来的。如果它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不仅能够赞同，而且能够吸收，那么它是不是还有许多西方没有的资源也可以提供呢？我认为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于公义的看法，同情或者礼仪（文明礼貌）的观念；还有义务的观念。从这些方面看来，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补启蒙之不足。一方面赞成启蒙，另一方面又补启蒙之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展开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
P11：通过文明观念对话，我们将学会最大限度地欣赏他者的独特性。我们将真正了解，一个由不同的人和文化融合而成的绝妙的多样性整体能够丰富关于自我的认同。对话推动我们努力实现一个真正的包含所有人的共同体。
P15：所有这些大师大德，从儒家来说，从孔子、子思、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陆象山、刘宗周到韩国的李退溪，都要去了解他们，这是开发资源的重要方法之一。
P32：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P32：费孝通先生提出，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各美齐美”，而我们要把“各美齐美”发展到“美人之美”，再从“美美共美”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这就是文明对话的最高理想。
P33：有些学者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以前在历史上出现的某些现象的急速、加速的发展。我认为可以这样看：以前的历史上，就有类似于全球化的现象，比如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传统，通过商人，通过军事，通过学人，通过传教士，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了，也就是已经有了全球化的进程。
P40：（阎云翔）这篇文章讲得非常有趣，叫做“Managed Globalizations”，即怎么样来管理和控制、构造全球化，这是中国的办法。一方面欢迎全球化，另一方面尽量通过各种力量影响和左右全球化。
P40：不要以为全球化过程中自己总是被动的、被主宰的，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
P43：所以我对一些提法感到很不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一种提法，就是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提法是很不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它不仅没有超越原来的二分观念，而且运用的是同样的游戏规则，只是角色便了。整个游戏规则仍然是宰制性的，要么你赢，要么我赢。前五百年你占上风，现在轮到我了。以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我的想法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明，包括基督教的文明、犹太教的文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都要针对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我刚才讲到强势意识形态有很多价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还不够，需要其他的资源使它的价值、它的光辉能够真正发挥。文明对话的目的就是面对现在人类所碰到的问题，包括生态环保、暴力、核战等各方面的问题，使轴心文明的智慧能够在更广大的领域展开，并且使它不要走向霸权。
P44：我们起码要意识到，那些曾经对“理性时代”（即现代西方的启蒙时代）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宗教传统无一不蕴藏着丰富的、用以塑造世界各地人类生活的意义资源。基督教精神、犹太教思想、伊斯兰哲学和希腊哲学，不仅一向是，而且在未来的世纪中仍将是人类的主要智慧来源。而其他生存方式，如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仅在当代世界显示出同样活力，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保持繁荣。
P56：在毫无个性的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空间，这是文明对话可能出现的场所。在过去千年中，各种伟大的民族和宗教传统已经在我们这个世界营造起辉煌的精神景观。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交流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在队里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超越这些队里，建立更多的联系和互动，一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从历史上看，每一个伟大民族和宗教传统都会遇到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信念共同体，它们经常能从这种相遇中获得巨大活力。
P81：所以像胡适之先生他们那些前辈支持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虽然当时大家认为这个说法是很有片面性的。当时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惰性实在太大。
P96：全球化和现代化有何不同。我认为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讨论现代化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很多文化、地域、制度、结构化政治文化的差异都会消解掉。可是进入全球化后，情况大有不同，即全球化加强了认同意识，还加深了根源性。因此，全球化导致了地域化。打个比方，全球化和地域化事实上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P90-91：我近年一直提倡扩大中国内地学习的参照系，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也不仅仅向西欧、美国和日本学习，要注重印度、拉美、伊斯兰国家和非洲。为什么要注重印度呢？我仅举一例。印度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之一。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印度文化的受惠者。没有印度，就没有佛教，没有佛教就没有宋明儒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我认为，通过了解印度，中华民族开始对自身文化传统内部的资源会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把大乘佛教当作落伍的精神文明，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P110：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本身不够大，形成共识的条件还不具备，可我最担心的是内耗太厉害。
P113：现在我们的问题呢？我们的问题恰恰是谱系不强，越来越不强。我们一些年轻的学者，没有任何谱系，《孟子》、《荀子》没念过，禅宗、佛教的东西没念过，念过的都是翻译出来的西方的东西。
P115：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知识界还很难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作正面价值重新发扬。这个关到现在还过不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传统文化的研究，第一个要过关的是古代汉语。
P121：所谓儒家的核心价值，是指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以及汉代发展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
P123：智，类似西方所理解的Wisdom。如果我们面对现在所碰到的困境、情况，有必要分清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智慧（Wisdom）四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P126：虽然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涵盖儒家。因为儒家也有日本儒家、越南儒家、韩国儒家之分。
P136：一个新的问题是，到底儒家传统在一个多元现代性、全球化和地方话进行复杂互动的时代，是否有新的发展契机。这中间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对于民主和科学能否做出创建型的回应。
P149：日本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配合得比较好，所以越国际化，则日本性和本土化越强。
P151：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启蒙心态。我们说的“启蒙”是一种文化的运动，是一种还在发展的理念，也是一种复杂的心态。哈贝马斯说希望把启蒙再发展下去，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影响最深的思路。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启蒙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大学制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的出现，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这个大潮流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是人类的中心，对物质主义发展的关注，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保问题；它是强势的个人主义，现代社群理念对它进行了批评；另外它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浮士德精神，以“追求富强”为目标，从过去的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都跟它有关系。现代生态环保的困境和战争问题，乃至世界上发生的贫富不均，还有各种的国际化造成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大家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这就像解构学、后现代、女性主义，都对启蒙进行严厉的批评。
P158：西方的现代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政治理论，一直到现在（也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只提出一个向度的问题，就是个人和社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人类和自然的问题，更没有接触到人心和天道的问题。
P179：完全可以说，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历史的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这种新开端必须以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而那时到根源于民族、语言、国土、宗教的文化冲突，这就使对话的必要性特别紧迫。我们探讨多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必须重视人类繁荣的伦理和精神性。
P182：为了人类的绵延长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都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有关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重新阐述要求我们有选择地回归世界各宗族传统的精神本源并作出有鉴别的重估。这样一个回归和重估的过程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更新传统本身。
P184：我认为，新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标志着一个生态转向，这个转向对于中国和世界具有深刻的意义。
P192：熊十力用佛教唯识学的基本观念析理辨正，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儒家的“大化”观念表明人是参与宇宙进程，而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在自然之上。它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不断进化的生物类被，人类不是脱离自然的创造物，而是生生大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予人类创造力的活力的同时，就是使山川大地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我们与天地万物同源共感。
P198：排斥性的二分模式，即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身体、神圣与世俗、主体与客体的相斥性的队里是现代意识的特征，直接来自启蒙运动，它与儒家所偏爱的“混然同体”、合而为一的结构全然不同。在儒家传统中，本末、深浅、前后、上下、始终、分全和内外等概念是用来表示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相互依赖和一体同感的。在这样的眼光下，天人之间是相互蕴含的。地球不是“外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我们之为我们的根本。
P206：世俗人文主义的问题在于它作茧自缚。在它的影响下，我们迷恋权力，对环境施以控制，并把精神和自然排斥在外，这使我们完全立足自身来考虑生态问题。这种摒除精神和自然的人文主义严重破坏了人性的美学、伦理和宗教意义。结果是，不关系宗教和自然生态问题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便成为科学主义、唯物主义和现代主义所深信不疑的傲慢无知的世界观。
P213：从中国方面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应当放弃，改换一种更加开阔的事业来看待人类的繁荣昌盛。如果中国脱矿了它的参照系，那么它将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多元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局限在直线进步的狭隘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