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象

《文化与修养》第二十七章：

我国南方各省，包括福建、广东、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中，向来流行一些替神灵说话或宣达神意的宗教活动。在闽南语的系统中，替神灵宣示意旨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童乩：用语言宣示神意者；（二）乩乱：在沙盘上写字宣示神意者；（三）乩姨：替人找亡魂说话者。

“乩”是卜问的意思，而在古时候大致做乩的都是成年人，所以称为“童乩”或“乩童”。一般相信神可以附在乩童身上并替他的口说话，所以又称为“跳神”或“神媒”。替神说话的神媒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宗教现象，而是很多文明或原始的宗教都常见的，若干基督教派中也有神媒的活动。

在团体仪式中，童乩借这些“特殊”的表演以显示其有神力的护守，一面用以令观众信服，一面增加仪式的神异气氛。

童乩作法时最主要的特征是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也就是认为是神附在他身体了。

从科学的立场面言，童乩作法时的精神现象是一种习惯性的“人格解离”（Personality dissociation），在这一精神状态下，童乩本人平常的“人格”暂时解离或处于压制的状态而不活动，并为另一个“人格”所替代，这另一人格也就是他所熟识的神的性格，因此并非真正是神降临附在他身上的。

……再说童乩在进入精神恍惚之时，其末梢神经的感觉和传递都减弱，因此身体上即使有皮肉的割伤，也不会有很疼痛的感觉，这也就是童乩作法时敢用刀剑砍背、钢筋穿颊的缘故，外表看来也许极为神奇，但用心理与生理的原则来说明就可以很了然了。

所以在这一层次上，童乩的治病实在有如现代的精神治疗者对精神患者的治疗：现代的医生以科学为后盾，在他行医之时患者对他已先有了信心，因此颇能加速其效果，甚而有药未到而病先除之势；传统的治疗者虽未有现代医生的训练，但他却以整个文化传统与信仰体系为后盾，因此对生活在同样信仰体系的乡民也们能产生很有力的解脱和稳定作用。

Cinéma vérité is a style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combining naturalistic techniques with stylized cinematic devices of editing and camerawork, staged set-ups, and the use of the camera to provoke subjects. It is also known for taking a provocative stance toward its topics. In French the term means, roughly, "cinema of truth".

始于50年代欧洲的一种电影制作风格。由让·卢什和社会学家莫兰为首的一批纪录电影工作者组成。他们主张用采访报道的形式拍摄纪录片，因此在拍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由拍摄者人为诱导的情节发展，通常会表达出强烈、甚至激进的思想倾向。由于当时已出现轻便型无杂音同期录音的摄影机、微型话筒及高感光度胶片，使得创作人员有可能在任何条件下都自如地进行拍摄。尽管它流行的时间并不长，但其拍摄手法所产生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纪录电影之中。 

“真实电影”自称师承前苏联电影眼睛派的导演维尔托夫。代表作品有：《我这个黑人》（1958）（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34232/）、《夏日纪事》（1961）（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21292/）、《美丽的五月》（1963）（http://www.douban.com/subject/1421863/）等等。它作为独立的电影流派虽然仅存在几年时间，但是它的拍摄手法却对很多国家的电影产生了影响，而且跨越了各种电影类型。

下午在图书馆看到的一篇文章有意思，作者名叫托马斯·拉奎尔，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现代火葬的出现与亡者的作业》，他在文中对火葬场的起源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火葬的作用。后他得出的结论大概是火葬场是现代化的产物。

在论及火葬场的作用时，托马斯·拉奎尔指出，19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火葬场与教堂的尸体告别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注重通过开辟一个特别的空间——葬礼来向亡者进行告别，这是一种宗教情感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安慰的仪式。葬礼这种仪式它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一种肉体的升华和灵魂的的告别仪式。这个层面的意思在火化过程中尤其得到显现：凝望燃烧肉体的过程，就是凝望着灵魂摆脱肉体的桎梏而重新获得自由的过程。你，上帝的子民，终于在这苦难的现世得到了解脱，你终于去了上帝的怀抱。

如果仅仅涉及上面的一种作用，火葬和土葬似乎没有不同。那么，为什么要实行火葬呢。作者认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是与资本有关。19世纪以来，“资本”这个概念经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世界各地的中央、边陲和半中央地带的人们无一例外卷入这个体系之中。那么，作为人，被认为是自然资本的一部分，人如同肥料和其它有机产残余物一样，被认为是在经过火葬后能得到可以重复利用的物质，由此可以获利（？）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这一点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墓穴被腾出空地用于建房，成为房地厂商和政府的赚钱工具，墓地是人生前存在的物质证明，如果墓地没有了，人就只剩下他的名字了；第二是与人类的理性发展有关。尸体作为必将腐烂的物质，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如果尸体放置于土地中，可能会引起疾病的滋生，而用作与火葬的尸体经过高温的消杀后，已经只剩下骨碎，其它碎肉在火焰的烧烤下完全化为了原子进入了宇宙的循环过程中了，这对人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在这里，理性指的意思是卫生观念的提高，其实，理性这里的更深意思应该是宗教信仰的逐渐淡薄。这种理性的思考好比是认为，献祭与巫术是非理性的行为是一个道理。

事实上真是如此么？火葬的理性和资本化抹去了历史，抹去了情感，抹去了美学，转而偏向自然主义，偏向工具性，偏向生硬的、过度的理性。作者认为，实际上，对待死者的尸体，完全是情感的问题，而不是卫生问题。因此，作为火葬的实行者\执行者\推广者\倡导者，需要思考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想要在（代表进步、清洁和效率的）技术与（关怀死者的）悠久传统中构建怎么样的关系？政府在行使权力时的正当性对于文化传统的侵蚀的极限究竟在哪？